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皇帝赵佶做了一个梦,梦见神仙举火“擎之南游。”第二天请道士圆梦,道士便说,这是火神出游,可请真武相克,徽宗下令在真武的神灵窟宅武当山展旗峰敕建紫霄宫供奉真武。这是一个规模和建制上都超过佛教太乙、延昌、香严、长寿的大型宫殿建筑。道教在气势上第一次超过佛教,同时,著名道士陈抟、邓若拙、谢天地、孙元政、邓安造、曹妙观等云集武当山,兴修庙观,整顿教务,编修道经,宣讲教义,武当山的道教由弱到强将佛教排挤在一边。更有甚者,佛教刊刻在狮子峰的石窟的造像,也被道教改为老君像。明·王世贞《弇州续稿》:丘处机之徒未必尽贤,往往侵占寺刹以为宫观,或改塑三教像”。
蒙古人入主中原,对道教予以提倡。特别是宋、金、元交替之际(1219年)道教支持元朝,南宋与金先后遣使到山东栖霞召见道教全真派首领丘处机,皆未应诏。不久,远在西域征战的蒙古首领成吉思汗也派使者召见,丘处机审时度势欣然应聘,以七十余岁的高龄,率领十八位高徒不远万里前往西域雪山行营拜见成吉思汗,深受成吉思汗的赏识。元统一中国后,北方的全真道传到武当山,鲁大宥、注贞常等全真派道土入山。宣传全真道教义,修复宫观,逐渐形成主流派系。全真派主张道、释、佛三教合一是以儒教之忠孝,佛教之戒律与道教之教义融入一体而形成的新教派。三教合一的思想巧妙地回避了各教派之间的矛盾,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时俱进,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武当山全真派道士叶希真应诏到京都施展法术,“止风息霆,祷雨却疾”,受到忽必烈的赏识。第二年封叶希真“领都提点,任武当护持”。同年,忽必烈下诏将五龙灵应观升格为五龙灵应宫,数次降香命武当道士为皇帝祈福祝寿。
元成宗铁穆耳也崇信真武,大德七年(1303年)敕封真武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同时,在武当山紫霄宫西侧建“福地门。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因其生日为三月初三,恰好与真武神圣谴相一致,武当山更加受到朝廷的重视,每逢天子万寿节朝廷即派钦差到武当山致祭。元·揭斯《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瑞应碑》记有:“仁宗天寿节适与神所降辰同,岁遣使建金醮,祝以其山之五龙。”这一特例也为仁宗以后元朝皇帝们所继承,每年三月初三,照例遣使到武当山致祭,“自是累朝岁遇比复,一如天寿节故事”。据《大元敕赐武当大天一真庆万寿宫》记载:“三月三日,相传神始降之辰,土女会者数万,金帛之施,云委川赴”,武当山的影响已远达四川、云南等偏远省域。
同时,武当山道士利用时机,加深与元朝皇室的关系。仁宗登基之际,京都干早无雨,下诏请武当山道士张守清祈雨获得成功。第二年春干旱又无雨,复诏张守清祈而有雨,夏又不雨,又祈又雨。据《大元敕赐武当大天一真庆万寿宫牌》载:“皇庆元年三月,京师不雨,遍走群望,诏武当道士张守清祈雨而雨。明年春不雨,祈而雨,夏又不雨,又祈又雨,即沾既渥,两宫大悦”。皇太后拿出私房钱,捐给张守清扩建天乙真庆宫,宫成“敕宫额日天乙真庆万寿宫”。置提点甲乙主持。制加神父‘号’启元隆庆天君明真上帝’、神母号‘慈宁玉德天后琼真上仙、赐师号‘体玄妙应太和真人。”张守清还山管领教门公事。至此,武当山不仅成元代帝王“告天祝寿”的洞天福地,而且因张守清获得了“体玄妙应太和真人”的荣誉,武当山道教的地位如日中天,不可撼摇。佛教从此被挤出武当山。(图/若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