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 丹
在农村中，不仅有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还有被民主遗忘的角落。
去年1 0月，湖南桃源出了一个李皇帝；1 1月，四川达县出了个朱皇帝。李皇帝自称名字上了天书，注定有九五之尊。朱皇帝的来头更大，自称是“玉皇大帝”下凡。这种公元前就已流行一千多年的君权神授论，到20世纪80年代依然保持蛊惑人的魔力。据说，朱皇帝登基七天，纳了十多个“娘娘”。李皇帝尚未登上大宝，但已有人贡上亲生女，跪奏收为“皇妃”。后来，两位“皇帝”落入法网，验明正身，原来是两个诈骗惯犯。
听起来多么荒诞，然而是事实。哈姆雷特对他的朋友霍拉旭说：“天地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哲学里所梦想不到的。”谁想得到，在辛亥革命70年后，在五四运动60年后，不仅仍然有人诈称天意扮演皇帝来行骗，而且居然有一些人受骗，虔信“真命天子”出世。尤其是在受骗上当当、朝拜称臣的人中，还有基层干部、民校教师和共产党员。
诈骗犯有一种特长，深诸社会心理，讲究“适销对路”。你有什么样的迷信，他就采取什么样的骗术。你迷信鬼神，他就以鬼神为饵；你迷信权力，他就以权力为饵。如果人们没有对皇权的崇拜， 那么也不会有诈称皇帝的骗术。社会心理的变化总是跟时代的变迁走，骗术又总是跟社会心理的变化走。时代变了，骗术不变，还能捉弄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之长，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中国皇帝之多，也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从秦始皇算起，两干多年中究竟出了多少个皇帝？毛估估，大大小小，长命短命，恐低怕要上三百个。三百个皇帝分分分档，总的说来是“两少两多”：明君少，昏君多；仁君少，暴君多。然而历代农民最虔诚而又最高的政治理想，总是希望出一个好皇帝，轻徭薄赋，政简刑清，风调雨顺，永庆升平。时至今日，好皇帝主义这一套，还有人吃得进。皇权崇拜如斯之深、如斯之久，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历史学界对于皇权主义问题，在粉碎“四人帮”后又争论了几年。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农民有没有皇权主义思想。从现实生活中看，不仅在农村中有皇权崇拜的残余影响，在城市中也难说皇权崇拜已经断子绝孙。试举例以言之。五年多来，称颂贞观之治的文章可真不少，出现了一股“贞观热”。李世民几乎被宣传成了“民主皇帝”。皇帝无论如何开明，从其本质上说仍然是一个独揽最高权力的大独裁者。作为开明的专制皇帝，可能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义思想，但绝无权力来于人民、权力属于人民的民主主义思想。民本主义和民主主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原则界限。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要什么民本主义，更不要什么好皇帝主义。70多年前，黄遵宪有首诗说：“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倘见德化成，愿缓须臾死”。我们的政治觉悟不应该落在黄遵宪之后。
人们在观察和分析思想动向时，很注意讲民主、讲自由的倾向，却不怎么注意讲好皇帝、讲清官的倾向。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记得前年有一位领导同志说过：是封建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的问题上，在不同的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
我国国情复杂。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不过33年。我们固然要盯住国情中半殖民地这一半，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也不可忽视国情中半封建这一半，不可忽视还有被民主遗忘的角落。
作者认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愈发展，清算旧文化、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愈突出。不完成这个课题，很难实现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过渡”。因此，上世纪80年代初湖南桃源出来的“李皇帝”和四川达县出来的“朱皇帝”，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大量称颂贞观之治和“好皇帝”李世民的文章，让作者觉察到皇权崇拜的残余影响。于是，他写了这篇文章，在文中明确提出：“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我们要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要什么民本主义，更不要什么好皇帝主义。”阅读本文，仔细体会文中三次提出的“值得深思”，看看它们各蕴涵了什么言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