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知识分子无不将儒家经典奉为圭臬，借此晋升仕途。他们热衷参与国政，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希望能实现经国济世的理想。但到了东汉末年，政治腐化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内有外戚、宦官争权，外有黄巾起义、董卓作乱，读书人空有满腔热诚却无法挽回乱象。此外，经历两次党锢之祸①的大屠杀，他们的身心更遭受严重的打击，随后，在兵连祸结、动荡不安的世局中，他们的处境堪怜，动辄得咎，命如鸡犬般任人宰割，身心受创之余，他们的思想倾向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于是到了魏晋时代，一种新的人生观就此成形。
在魏晋时期，选才采用九品中正制②，出身名门望族的子弟根本不必担心仕途问题，自然也不用苦读儒家经典，以致短短几十年间，儒学衰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满朝公卿四百人，能操笔者不出十人，可想见情况之严重。
相对于儒学的式微，另一种思想快速窜起，那就是老庄哲学，因为此时魏晋名士已不再热衷政治，而是把重心转向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上，老庄哲学清静无为、自由逍遥的生活主张，正符合他们心境的需求，也可提供新人生观的思想依据，因此老庄哲学便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加上《易经》形成魏晋“玄学”。
在思想上，士人们反抗现实，看不惯一切人为的法度，不关心政治，只在意个人安危和心灵是否得到解放；但行动上，他们消极地逃避现实，安于现状。在学术上，老庄书籍的注释和研究成为士人的必修科目，而“精老庄、通周易”也成为称赞别人学识渊博的流行语，连日常生活的应对进退，莫不以玄学为依归，整个学术界都沉浸在这股玄学风气中。
受到魏晋玄学反因袭、反传统道德的影响，魏晋文人开始过着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蔑视礼法，不受约束，有的整日游山玩水，有的狂饮滥醉，有的纵欲享乐，有的干脆归隐田园。总之，种种怪诞行为，在当时竟是司空见惯。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曾形容： “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 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这真是当时文人狂放生活的最佳写照。
伴随着玄学的兴起，魏晋名士之间吹起一股“清谈”之风。清谈是由东汉的“清议”①发展而来的，；主要是以人物的品鉴为主，只是时代改变，品鉴的方法、标准也产生变化，清谈的内容已包含玄学、美学和文学，但极少涉及敏感的政治话题。他们喜欢相互辩论一些空洞的理论，品评时人品貌的高低，或在言语上显露个人的智慧。清谈可说是当时文人的生活重心，它和玄学互相助长，形成一种十分特殊的文人风貌。而我们要介绍的《世说新语》可以说就是展现魏晋文人风貌的故事集。②
《世说新语》的编撰者是南朝宋的刘义庆( 403-444)，他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l被封为临川王。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全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既有儒家思想，又有老庄思想和佛家思想，可能是出自多人之手，刘义庆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它的编撰。
①[党锢之祸]东汉桓帝、灵帝时，宦官专权，一些世家大族和知识分子联合抨击宦官集团，反被宦官以“谤讪朝廷”为名逮捕入狱，甚至遭到杀害，并株连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前后两次，使许多知识分子受到了打击。 ②[九品中正制]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最初由曹丕设立。推选各郡有名望的人，出任“中正”；将当地士人，按照才能分为九等（九品），政府按等选用，原则是“不计门弟”，称为1“九品官人法”。后来，司马懿当政，在各州设立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担任，选取原则则以“家世”为重，从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种制度就变成了世族地主操纵政权的工具。
①[清议]东汉后期，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越腐败，农民起义的浪潮此起彼伏，一些正直官僚和知识分子对当权的统治者不断发出抗议，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叫作“清议”。 ②以上节选自张玉珍《魏晋名士与{世说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