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中月图文分享

抗战期间重庆的10家特色餐馆

林文郁

抗战时期,重庆三教堂街的一家餐馆,在楼上供着关公像,旁边则挂有一联:“救民族、护中华;显威灵、杀倭寇。”文虽浅俚,但却显示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国难还同济,私娱会故人”,作为鼓舞斗志、抚慰心灵的场所之一,当年重庆的许多餐馆在战时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开始后的一段时间,流行“吃在重庆”一说,这就如同战前大家说的“吃在广州”一样,当时重庆有几百家各具滋味的餐馆,这当中既有中餐,也有西餐;既有世俗的,也有清真的;既有本地味,也有下江味;既有大餐厅,也有小馆子。

抗战期间流寓重庆的《新民报》著名记者司马訏,在他1944年所著《重庆客》一书中,就有一篇记述抗战时期的文章一-《重庆之魅力》,他在文中写道:“试说重庆的吃,地无分南北,味无分东西,天下名厨都集中在重庆。东京吃狗肉香肠是引人发笑的,我们经理先生细细咀嚼的却是烧烤乳猪和巴黎冷盘;红毛大蟹是乘坐道格拉斯巨型飞机运来的,五十八年老窖白兰地依然高踞在高贵的饮厅。”这应该是抗战时期重庆餐饮业比较真实的记录吧。

笔者在此仅就其中最具特色的10家给大家做白描式的简介,而这10家中,广东大酒家、小洞天、百龄餐厅、冠生园、暇娱楼等5家,当年还被市民称为战时五大餐馆。

店堂整洁的百龄餐厅

百龄餐厅是清真味,位于大梁子,也就是当时的中正路。据说,那时每天有千余位客人到此用餐,这个数量放在今天的重庆也相当惊人,这等规模的餐厅,在战时的陪都不可谓不浩大。抗战期间,百龄餐厅曾经留下过许多名人的身影,比如1942年1月1日,沈钧儒就出席了在百龄餐厅召开的重庆律师公会会员大会;1942年12月30日,重庆戏剧电影界在百龄餐厅为洪深先生的五十寿辰举行集会庆祝。老舍和郭沫若也到场致颂词,共有三百余人参加,很是热烈。阳翰笙先生当时曾说:“一年以来,在陪都恐怕这次要算是最有生气也最有意义的一次盛会。”1944年4月17日,重庆文艺界在百龄餐厅举行茶会,纪念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邵力子、郭沫若、茅盾、沈钧儒、黄炎培、张道藩、邓初民等,亦相继前去致辞。

据当年的餐厅经理李洪涛讲,百龄餐厅那时共有店员71人,而厨房里就有26人之多,可见其规模。由于店家管理得法,餐厅的店堂及厨房卫生都搞得很不错,所以去过的客人都十分满意。

规模宏大的冠生园

当时的冠生园,除生产糖果糕点著称以外,还开有三家同名餐馆,分别是地处都邮街的中餐馆(总店),地处道门口的西餐馆,以及地处太平门的中餐馆(分店)。冠生园在当时来说,称得上是重庆最大规模的粤菜馆了,我们从店员的数量上,就可以推知当时各店的规模。都邮街店80余人,道门口店14人,太平门店41余人。

冠生园的创始人及总经理为冼冠生,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因此,在冠生园用餐的费用并不是很高,而且每家店的良好服务都深得社会各界的好评。

洋盘西餐俄国大餐

抗战时期,重庆临江路共有三家卖西餐的,其中就有著名的俄国大餐厅与文化餐厅。俄国大餐厅,早期的规模并不大,经过店家多年的努力,才形成了后期较大的规模。当时在重庆,凡是用西餐请客,多选择俄国大餐厅。当时的经理尚志曾说过:“说到吃西餐,在战前本是一件普通而平凡的事,可是现在在重庆,吃西餐到底不能太普及,第一是西菜本身原料价钱较贵,另外是有些人觉得吃西餐太不经济,但我们经济西餐三十元一客,可以吃得饱。”正因为该店的西餐价廉物美,所以那时去消费的人比较多,并且吸引了很多在渝的盟国友人。

由食品转向的五芳斋

五芳斋给人的印象和冠生园一样,听上去不是做餐饮的,可事实上,五芳斋也有自己的餐馆。战时的重庆,大街上除“三六九”等汤圆点心店铺比较多以外,以五芳斋命名的餐馆也不少。在所有以五芳斋命名的餐馆当中,又以地处民族路会仙桥的“震记五芳斋”场面为大,当年就能容纳一千多人同时用餐。五芳斋擅长制作下江风味菜,营业范围也较其他店广。该店经理丁泽霖抗战前在南京主持过规模宏大的浣花川菜馆,后来他在重庆开业了第一家五芳斋。由于生意好,几年后他便又在重庆南泉开了一家分店。那地方当时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等名校,师生多,所以做生意相对容易。

震记五芳斋的店主为张震国,此君不仅经营着五芳斋,而且还拥有两家旅馆,即惠中和新惠中。那时的震记五芳斋有店员60多人,他们非常注意服务质量,因此很有口碑。后来张震国又开了家震记大鸿楼(位于打铜街),据说店里的厨师及服务生均来自五芳斋。

南国情调的广东大酒家

广东大酒家作为当时重庆的大餐馆之一,店址在关庙街。由于是粤菜馆,所以餐厅店堂的布置和店员的工作作风,都带着一股南国情调。早上,来的是喝“早茶”的客人;晚上,在音乐声中,室内室外都坐满了客人,其中又以广东老乡居多,每天阵阵粤语,好不闹热。

广东大酒家的门面虽小,但厅堂却比较大,可同时举行两三家盛大的宴会。该店曾经在报纸上打广告,发布的内容很有意思,“难!吃饭真难!有的馆子太脏,不清洁;有的馆子虽较清洁,但又太贵!君如欲解决这‘难’的问题,请到广东大酒家来。”广东大酒家不仅有广东同乡捧场,而且还吸引了当地人、下江人及外国人。

专营素食的紫竹林

紫竹林是当时重庆“净素”餐馆的骄子。虽说紫竹林面积小,布置也马虎,但因为是当时唯一的素食馆,所以生意并没有因此逊色。去的多是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一些佛门弟子也常去光顾。算上打杂的,紫竹林共有店员30余人。

紫竹林所用的烹饪原料都为素食,但是成菜后的样子及味道,却大多与荤菜无异。

咖啡之宫心心餐厅

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只要一提起“心心”,上点岁数的人一般都知道那是喝咖啡的地方,不过说到“心心”还曾经营过西餐,知道的人就少了。当年“心心”的确是卖过西餐,而这还得从当时重庆市政府禁饮咖啡和酒说起。抗战时期,为了提倡新生活运动,市政府要求大小餐馆一律禁止售酒(当然,偷偷销售的也不在少数),同时,各咖啡馆也一律禁止出售咖啡。在那之前,由于厅内布置得当,摆设西化,加之店老板田氏兄弟很会招呼人,人缘好;所以咖啡馆的生意一直都不俗。每天上午十点半左右开门,到晚上十二点以后客人才慢慢散去。至于孔二小姐在此狂抽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徐中齐耳光的民间传说,更是成为了当年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政府下令禁售咖啡后,田氏兄弟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也导致“心心”一度停业。为了维持生计,兄弟俩决定改做西餐生意。后来政府重新允许经营咖啡,田氏兄弟也依然在卖咖啡的同时兼营西餐。

不大不小的小洞天

小洞天是重庆的一家著名川菜馆,抗战前就已存在。当时的小洞天开在白龙池对面的一条小巷子里。该店有一个小小的楼门,有点像旧式茶馆。别看当时小洞天的门脸小,里边的店堂却很大。客人走进去后,的确有一种别有洞天的感觉。虽说小洞天的装饰和布置很普通,但生意却特别的好。就像广东老乡喜爱广东大酒家、冠生园一样,小洞天的川菜因为口味正、口碑好而尤其受四川人的追捧。那时,去过小洞天用餐的名人、名流也很多,比如沈钧儒、邹韬奋、史良、沙千里等,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身影。著名实业家、爱国人士卢作孚创办的重庆民生公司,每次召开股东会议时,由于股东人数多,所以公司一般都会包下小洞天、暇娱楼、白玫瑰等餐馆。

古色古香的暇娱楼

暇娱楼地处县庙街,最早应该是在下黉学巷(由该店上世纪20年代时在报纸上所打的广告中可见)。该店有两层楼,建筑古色古香。可惜在重庆大轰炸时都被炸毁了,后来才迁居棉花街重新开业,故有的书刊说它是抗战初期才创建(如《川菜烹饪事典》)。暇娱楼不仅是重庆的老餐馆,还曾经是抗战前重庆餐馆的“四大金刚”之一(其余三家分别为留春幄、重庆餐馆及滨江第一楼)。暇娱楼的经营一直都不是很稳定,但由于该店菜品价廉物美,故颇受受一般市民的欢迎。许多商界人士,也喜欢在此处用餐,比如陶行知、卢作孚、周作民等。1939年大年初一的傍晚,为迎接新春的到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在该店订了三桌酒席,招待与自己一起共事的第三厅同事,以及从家乡乐山来渝的亲友。当天到场的还有著名戏剧家洪深先生。为了烘托气氛,郭沫若还请大家喝了当时重庆有名的“渝绍”酒。再比如1940年4月3日晚,中国劳动协会在暇娱楼餐馆召开了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议,出席餐会的有朱学范、湛小岑、水祥云、包华国、季源溥及陆京士、王家樹、朱向荣、凌秉直等。餐会的主要目的是商议聘请谷正纲、洪兰友、朱家骅、陈立夫、刘峙、张家嗷、徐恩会担任协会名誉理事,讨论协会经费,以及会刊《战时劳工》发行特刊等事宜。1940年5月9日的下午五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也驱车来到暇娱楼餐馆。他是受林亨一先生之邀前来会见几位朝鲜义勇军领导人的。著名工商界人士黄炎培先生,在1940年7月11日自己的日记中,留下这样的一句:“食面暇娱楼,与幼椿深谈。”

热热闹闹的汉宫

笔者之所以要提到汉宫,是因为它在重庆火锅的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过重要的提档换代作用。

严格意义上说,汉宫不属于抗战时期的名餐馆,因为它是在1946年5月才开的业,秉承了抗战胜利后市民兴高采烈的余绪。当年的汉宫不仅卖火锅,还卖咖啡、冷饮及西餐,同时还配套有舞厅,总体档次比较高。汉宫地处都邮街,起初并不卖火锅,后来见毛肚火锅的生意太火爆,才应时增设了火锅——包括毛肚火锅和什锦火锅。该店选用的锅是那种看上去很精致的小铜锅。那时汉宫的自我宣传意识很强,敢于在报刊上频频打广告的餐馆,汉宫算一个。汉宫当年在多家报刊上都刊出过这样的广告词:“日暮汉宫吃毛肚,家家扶得醉人归”。有一段时间报纸也经常报道它,有一篇报道是这么说的:“汉宫之咖啡座,设有暖气管,管子颇长,惜乎不暖!”又说:“汉宫之公用电话,生意甚佳,男宾女士争相通话。有小姐约男友者,也有男士约爱人者,甜言蜜语,高声朗诵,毫无顾忌,食客大饱耳福!”又比如:“汉宫昨有一短衫、白裤茶客,前往冷饮,手执金圆券十元者一叠,频频数弄,若炫示座中者,茶房均逢迎左右,忙不过来。”后来去了台湾的自贡老人易劲秋曾回忆道:“重庆市当时最好的一家毛肚火锅餐馆,是位于精神堡垒附近的‘汉宫’,一切设备和服务都很现代化,对每一桌客人主动供应新起锅底,价钱也不太昂贵。”

以上说的这些,均证明了汉宫在当时的影响力。只是由于兼营得太多,才使得老饕们对它的口味产生了怀疑。在“老重庆”欧阳平先生的《旧重庆吃的形形色色》(下)中,对汉宫就作出了这样的评价:精神堡垒(今解放碑)的毛肚火锅,与西点、咖啡同在一个餐厅,招雅士并有点洋化,但也失去了吃正宗毛肚火锅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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