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第一关是山海关，在秦皇岛市东北15公里，处于渤海湾尽头。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魏国公徐达在此创建关城，设立卫所，因关城处于山海之间，始名山海关。这里是华北和东北之间的咽喉要冲，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山海关城是四方形，有四座关门。东城门就是“天下第一关”。关口是一座高12米的长方形城台，东西向，东边即关外，西边为关内。南北连接长城。城台中间有一座巨大的砖砌拱门，有关门可以开闭。城台上筑楼，高13米，宽20米，深11米。上层额枋前悬有“天下第一关”的巨幅匾额，楼下是山海关的东城门。“天下第一关”每个字高1.6米，笔力雄浑，过去讹传为严嵩所书，其实是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进士、本地人萧显所书。原匾藏在楼下，楼上收藏光绪八年摹刻的匾，楼外悬挂的是1929年摹刻的。抗战时日本人想把原匾偷走，当时百姓设法将匾藏在西大街文庙大成殿内，才保存下来。
说到山海关，就不能不说说吴三桂。明末李自成将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官兵逼到山海关西罗城下，当时已有一支明朝守关军队起义，山海关眼看攻下，可是关键时刻，吴三桂投降了清朝，出关迎接多尔衮入关。明军与清军合力攻打农民起义军，迫使李自成撤退，于是清军从洞开的关门驰入中原，明王朝就此灭亡。
吴三桂既不是寻常所见贪生怕死之人，也不是如诗人所想言的“冲冠一怒为红颜”才叛变。
吴三桂的一生几乎全都是在马背上度过。前半生(从1岁到32岁)在明末，是“旧朝之重镇”；后半生(33~67岁)在清初，是“新朝之勋臣”。这个人，事明背明，降清叛清，可谓“里外不是人”。作为“明末悍将”，吴三桂出身辽东豪族、武功世家，不但弓马娴熟，还世受皇恩，幼承庭训，满脑子全是忠孝节义(他16岁时曾闯围救父，有忠孝之名)。手下的子弟兵也是明军中的王牌，战斗力最强。可是当明清鼎革之际，官军同流寇交攻，外患与内忧俱来，他所处环境太微妙。当时明、闯、满成三角之势，螳螂捕蝉，雀在其后，他非联闯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况以兵力计，闯兵号称百万，满兵也有10万，三桂之兵则仅4万，无论与谁联合，都势必受制于人。三桂置身其间，实无两全之策。再者，从名节讲，他投闯则背主，降清则负明，也是横竖当不成好人。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吴三桂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事实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都一一试过。最初，闯围京师，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救援，他卷甲赴关，但明朝已然灭亡，他想救也迟了。接着，他也考虑过投降李自成，但农民军入城后抓捕拷打明降官，疯狂抢掠金帛女人，令他望而却步。当他得知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备受凌辱之后，只好断此念头。然后，死他也想过，但被众将吏劝阻。对道学家来讲，自杀不但是保存名节之上策，还兼有正气浩然的美感；但对一个统率三军的将帅来说，却往往是最不负责的表现。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临李自成大军叩关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才决定接引清兵。
情况更复杂的是，据学者考证，即使吴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只是联清。其实，他在威远台与满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实际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出兵平闯，达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这与南明弘光政权的立场其实完全一致。也是“阶级仇”超过“民族恨”。“安内”胜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统观念来看，非但无可指责，还受到普遍赞扬。
吴三桂早就是满人物色已久、必欲得之的将才。在此之前，他的舅父、姨父、兄弟、朋友，很多人早已降清，皇太极本人和他的亲友曾去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都没有降。后来闯陷京师，他宁肯考虑降闯，也没有打算降清。细想之，这中间固有厉害之权衡，但也不乏名节的考虑。因为他的家属，包括老父、继母、弟妹共三十余人，俱困北京，于明朝于闯王都是人质。如果当初弃明降清，不但全家遇害，还得落个“不忠不孝”。
但是现在情况是：和闯王联手已经不可能，明朝中央政权也已崩溃，吴三桂明知降清代价很大，也不惜挥泪作书，与父诀别，忍看全家被闯王杀死，但至少名节无亏。然而吴三桂的悲剧在于，虽然从愿望上讲，他本人想假借清军延续明朝势力，但多尔衮却不想这样做。满人夺取北京后并没有打算就此罢手，而是长驱直入，席卷天下。多尔衮的主意很清楚：你吴三桂不是想报“君父大仇”吗?好，我就让你去报。正好让他“为王前驱”。吴三桂既然选定了这条险道，当然也就身不由己，从剃发为号到拒见南使，从追杀李闯王到进军西南，终于一步步变成最大的汉族降臣。闯王是平了，仇是报了，但明也灭了。
对明朝的灭亡，吴三桂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与其说它亡于清，不如说它亡于闯；与其说它亡于闯，不如说它亡于己。明朝上下，从廷吏到边将，从流寇到遗臣，叛服无定，内讧不已，乃自取灭亡。吴三桂本想救明却导致覆明，正说明了它的不可救药。
历史的血雨腥风都随着岁月烟消云散了，今天，我们登上山海关城城楼，可以看到长城从角山盘旋而上，伸向渤海之中的壮观景色，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