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中月图文分享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  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采?——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采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①。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②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③。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人,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人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灯下

鲁迅先生怎样写起小说来,已经在《<呐喊>  自序》中说过了。“呐喊”是鲁迅精神上的求索,而这篇文章自述做小说的体会和经验,也同样是精神上的一种寻觅,并不只是为了形式而言。鲁迅为什么这样写小说?小说的内容为什么是这样的?小说为什么这样描写人物,等等,这些都能体现出鲁迅思想感情方面的特点。鲁迅说“不过如此”,但是这“如此”实在是不能忽略。

归纳一下鲁迅做小说的几个特点,说说你的认识。

①选自《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创作的经验》一书。

①[ Stylist]英语,文体家。作者这里所指似为黎锦明。黎在《论体裁描写与中国新文艺》(见《文学周报》第五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合订本)一文中说:“西欧的作家对于体裁,是其第一安到著作的路的门径,还竟有所谓体裁家( Stylist)者。……我们的新文艺,除开鲁迅、叶绍钧二三人的作品还可见到有体裁的修养外,其余大都似乎随意的把它挂在笔头上。”    ②[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指胡梦华。他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时事新报·等学灯》上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汪静之作的诗集《蕙的风》,认为其中某些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阼品,有“不道德的嫌疑”。鲁迅曾在《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中进行过批判。

③成仿吾在《创造》季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发表《<呐喊》的评论》,其中说《呐喊》中《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都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后改名《补天》,收入《故事新编》)一篇,是可以进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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