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
记得十几年前家住新竹的时候，往往每月必会到台北去“朝圣”一次。星期天一早搭车去，看一两场外国电鱼影，吃一两顿小馆子，在书店逛逛或买几本书，然后晚上再乘车回来，这一个礼拜的生活，无形中就充实了不少。到了美国以后，住在距纽约不远的一个小镇上，纽约的“唐人街”却成了我每月朝圣的新“麦加”。每一个月中，我总要抽空去一两次，总在周六或周日，也是一早搭车去，看一两场中国电影，吃一两顿中国馆子，到中国书店里逛逛或买几本书，也会觉得生活充实了不少。
唐人街在我生活的边缘，然而也往往会成为我心灵中的重镇。去国已久的中国人，常常会不约而同地到唐人街买东西、吃馆子，外国人每逢礼拜天上教堂，中国人则上唐人街。唐人街是老华侨的温床、新华侨的聚会所，也是美国人眼里的小中国。也许我们应该把唐人街的英文原名直译过来，干脆称它为“中国城”( Chinatown)，可能更恰当一点。
美国最著名的“中国城”有两个，一在旧金山，一在纽约，每一个“城”里都不只一条街。以前我很喜欢旧金山的中国城。因为它比较干净、漂亮，最近我却爱上了纽约的中国城，因为它更有“中国”味，往往使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感。
从纽约地下车道的出口走出来，首先呈现在眼中的中国城是一片零乱：鲜红色的电话亭，五花八门的店铺招牌，歪歪斜斜的中国字，街道旁边的小贩，拥挤的行人，还有那一家门面已旧的黄色电影院——外国“美女”的裸体照片，配上不伦不类的中文译名。一个初到纽约的游客，一定会觉得这是一种“半下流社会”。我初到纽约的时候，朋友带我去逛唐人街，我总觉得不舒服，看到那些年老的华侨那副“不务正业”的样子，更是不顺眼。在馆子里吃饭，不会用广东话叫菜，被迫用英文，看堂倌的那一脸不屑的冷漠表情，真想拔腿就跑，不再受骗了，走到街上，又怕小偷或扒手，或街角上的不良少年。纽约的治安本来不好，唐人街又在意大利区旁边，我对于意大利“Mafia”（黑社会）的恐惧，也带到“唐人”身上了。
最近几年，我对纽约熟悉多了，而且又去过一次香港，学了一点半吊子的广东话，所以在中国馆子里点菜时，信心也增强了，对于“中国城”的恐惧也逐渐消除。而且，近两三年来，每当我想要炫耀我的广东话时，侍者说的却是国语，他们既不把我当外国人，我也把他们视为同胞。一种同是“黄面孔”的种族亲切感，遂因而建立。有一次我到一家店里买菜，和店里的那一个胖胖的老板扯上了，他竟然由广东话转到国语，又从国语转到山东话，我们两个人变成了北方老乡，所以我此后每次去买韭菜或豆腐干的时候荚，他总是多给我一点。还有一家广东小吃馆，我每次去的时候，如果是一个人，就饭菜照常，如果带了朋友一特别是女性朋友一光顾，侍者一声不响地就会奉上一大碗“例汤”，而且还会对我作一个会心的微笑，我初时颇为受宠若惊，后来发现这种不成文的“陋规”，倒是随意施舍的。中国餐馆和法国餐馆有一个相同之处：不论菜单上的“明i文规定”如何，顾客总会受到一点人情上的例外招待，在高级的法国餐厅里，这种招待是势利的，“人情”视金钱而定；在“低级”的中国餐馆里，才有真正的人情味，那一碗“例外”的“例汤”，喝起来总觉得十分舒服。
我是一个影迷，在台湾的时候专看外国片，国产片很少问津，到了美国以后，反而看起国产片来了，于是， “中国城”又成了我的电影文化城。纽约唐人街的几家电影院，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中国电影必须两片同映，而且往往是一“软”一“硬”；“软”绵绵的言情或艳情片，配上“硬”绷绷的武打片，以便迎合男女老少的不同口味。事实上，台港近年来的电影制作，也只有“软”“硬”二类，高水准的文艺片绝无仅有，赤裸裸的社会写实片也很少见。唐人街的电影观众，大部分是为了娱乐，也为了“逃避”，在餐馆或洗衣店工作劳累之余，就到电影院去散散心。我们这些留学·生，看中国电影也是为了逃避——逃避美国社会的紧张和繁忙，但是除此之外，也多少有一点“思乡”的意味，看到电影中的香港和台湾风景，不觉心旷神怡，甚至有时候体会到那股台港特有的“味道”，不论剧情如何牵强附会，演员如何生硬造作，我看中国电影时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只求一“醉”而已。初时我对于自己的这种态度颇感不安，因为对中外电影，我显然是用了两种尺度，但经反复思考之后，也觉得这种“畸形”的态度未可厚非，中国人在外国漂泊，在美国的“中国城”里怀缅中国文化，本来也是带有点“畸形”的心理。我们这些留学生，本来就是“中国城”中的过客，我们在唐人街没有根， 而只是生活在唐人街的边缘而已，而唐人街却又在美国社会的边缘，双层隔膜之下，“中国城”岂不正像一部电影？而在“中国城”中看中国电影，更谈不上文化上的“真实”了。
因此我不禁逐渐感到，我和餐馆的侍者和杂货店的老板之间的“血浓于水”的种族感，{也实在是很淡薄的，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黄面孔的顾客，虽然我给的小费没有外国人多（但这种情形也在变化之中，纽约的唐人街畔，年老的游客越来越少，而住在纽约城内一特别是城北的哥伦比亚大学区及城南的纽约大学附近的格林威治区一的年轻人或学生，却经常成群结队来唐人街吃饭，他们给的小费也不多），然而我常常来，而且，说不定他们早已看出我心理上的需要，在我面前说几句家乡话，或多给我一碗例汤，也略能满足我的思乡情绪，至少可使我在“中国城”里没有失落感。这是一种施舍，也是他们演的一出中国戏，正好像银幕上的王羽或甄珍，用拳打脚踢或浅笑微盼来满足我们所要求的“中国味”一样。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天和公司里的外国老板吵了一架，回家以后又受了妻儿的气，就愤然出走，跑到唐人街大看中国电影，到深夜才回家，害得他太太差一点去报警。
美国的“中国城”，是这一代海外华人心灵上的“避难所”，大部分的中国人，到中国城来别无他求，只求一“醉”，在酒足饭饱、剧终人散之后，又要打起精神，在异国的社会中“混”下去。这一种逃避式的“朝圣”心情，是国内的读者和美国的友人很难了解的。大城市里有“中国城”，没有“中国城”的小地方，则以中国餐馆代之，如果没有中国餐馆，则往往是在几家中国人家里轮流聚会，海外的华人，就靠了美国社会中这些大大小小的“孤岛”来延续他们的文化生命。
在美国谈“中国文化”，比较困难，也比较复杂。“中国城”里的中国文化，如果仔细分析起来，非但与台港地区的中国文化有不同之处（当然与大陆上的文化更大异其趣），而且更与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脱了节，虽然不少古老的习俗仍存，然而也只有老一辈的华侨仍能体会到这些习俗的真正意义。年轻一代的华侨一也就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侨——眼中的唐人街，和留学生眼中的唐人街，在意义上就有显著的不同。年轻一代的华侨，往往在唐人街长大，所以对于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久而生厌，极思反、抗，他们最初都很想挣脱“中国城”的桎梏而打入美国社会，他们计划于飞黄腾达、娶妻生子之后，在美国大城市的郊区买幢房子，和大多数美国中上阶级的人一样，安度其“郊区生活”（所谓“suburban living”）。
然而，近几年来，由于美国国内各少数民族运动的风起云涌，不少土生土长的美籍华人（简称为ABC，即American-bom Chinese的简写），在心灵上突然感到一种“认同”的危机，他们觉得不论自己如何美化，在美国白人的眼里，他们毕竟还是黄面孔的华人，但是在来自台港的留学生眼里，他们又不禁太过美化了，言谈举止，与美国人无异，只不过虚有其华人之“表”而已。身处在这两种“歧视”的狭缝之中，不少年轻的ABC，就主动地向唐人街认同，因为唐人街既非中国也非美国，而是美国社会中的“中国城”，正适合他们少数民族运动分子的心理。最近几年，大学里的ABC，更成群结队，到各大城的唐人街去义务服务，他们访问年老的华侨，拍摄唐人街的纪录片，组织义诊中心，为老华侨看病，并出版刊物，为唐人街一广也更为他们自己——说话。
他们这一腔热诚，表现了不少年轻人的朝气和干劲，也反映出不少心理上的烦恼和不安。他们虽然口口声声地说要为唐人街献身，但是这种课余的献身工作也多少带给他们一点自我情绪上的满足，也许，他们这种“认同”上的“利己”需要，远超过他们真正“利他”的服务精神。正好像十九世纪末期俄国知识分子的“深入民间”运动一样，美国华侨青年的“唐人街”运动，并未必引起“中国城”里老一辈华人的激烈反应，在老华侨的眼中，这种深入唐人街的运动，是对于他们既成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他们宁愿在美国人面前唱“唐人戏”，而不愿受同是黄种人的干涉。据我的一个深悉内情的朋友说，老华侨对于ABC青年的行动尚能谅解，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年轻人本是唐人街的后裔，然而如有台、港地区的留学生参加这种运动，却会引起老华侨的极大反感，因为他们总觉得这艺些留学生高高在上，处处以发扬中华文化自居，而向他们发号施令。老华侨愿意把唐人街作为留学生的“避难所”，却不愿让留学生和土生华侨把唐人街变成文化或种族运动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