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谢绝了我们理论上的伦理观，亦谢绝了我们实践中的伦理观。他们承认，理论上存在着应该战斗的时刻，而实际中这种时刻极罕见；而我们深信，理论上没有任何应该战斗的时刻，实际中这种时刻却屡见不鲜。中国人有时也战斗，但不是好斗的民族，也不太崇拜战争的胜利或生意的成功。传统上，他们最尊崇学识；其次，是与其紧密相联的温雅和礼仪。在过去的时代，中国行政的职位都按科举考试的结果授予。两千年来，没有世袭的贵族一惟一的例外是孔子的家族，其首长是一个公爵——学识不仅赢得了欧洲封建时代有权势的贵族才享有的那种尊敬，亦赢得了由于学识自身的原因而激起的人们的仰慕之情。古代的学识很狭隘，只是不加鉴别地阅读中国的经典作品，以及著名的注释家的作品。在西方的影响下，他们逐渐认识到，地理、经济、地质、化学等等比以道德解释昔日更具实际的用途。年轻的中国——即，受过欧式教育的学生们——认识到了现代的需求，对古老的传统尊崇不足。然而，纵然是最现代派的人，也保持着节制、文雅和谦和的传统美德，只有少数例外。这些美德能否在西方和日本的教诲下再幸存几十年，或许值得怀疑。
对于中国人和我们的主要区别，倘若我欲一言以蔽之，就应该说，他们的旨趣是逸乐，而我们的旨趣是权柄。我们垂青凌驾他人之上的权势，亦垂青凌驾自然之上的力量。我们借前者创建了强大的国家，借后者创建了科学。中国人过于淡泊，过于温厚，不适合如此的追逐。然而，说他们懒散，只在一定意义上属实。他们并不如俄国人一般懒散，就是说，为了生活，他们会辛勤操劳。雇主发现他们极其勤劳。但是，他们不会像美国人和欧洲人那样工作，只是因为不工作会使他们厌烦，他们也不爱好劳碌。一旦足以维持生计，他们就以此为生，不再为了改善生活而操劳。他们有无限的闲情雅致——光顾戏院、茶座闲聊，欣赏中国的古代艺术、或漫步景色宜人之地。按我们的思维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过于温和了；我们更敬佩一个每天都去办公室的人，纵然他在办公室里的一切行为都贻害无穷。
在东方生活或许会使一个白种人腐化，但是，我必须承认，自我认识中国以来，我便将懒散视为芸芸众生所能企及的最佳禀赋。我们终日劳碌，确有所获，但是试问，比较而言，我们的所获有无真正的价值？我们的制造业技艺超群，部分用于制造船舶、汽车、电话，以及其它在高度紧张的工作中享受奢侈生活的东西，另一部分用于制造枪支、毒气、以及用于大规模互相残杀的飞机。我们拥有一流的管理体系和税务体系，部分用于教育、环卫和诸如此类的有益项目，其余的则投入了战争。在当今的英国，国民收入多消耗于过去和未来的战争，剩余的部分才用于有益的设施。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境况丑更糟。我们拥有的警察制度，其效率是前所未有的，部分用于侦破和防止犯罪，部分用于囚禁任何一位有建设性政见的人。在中国，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这类东西。太落后的工业造不了汽车和炸弹；落后的国家无法教育国民或残杀他国的国民；无能的警察抓不了土匪或布尔什维克。结果便是，中国同其它白种民族的国家相比，一切火都享有自由，且有一种普天同享的幸福，因为除了少数人，大家共享着贫困，这真令人惊奇。
一般中国人的视野同一般西方人相比，有两种惊人的差异：其一，中国人不尊崇活动，除非它有益于有益的目的；其二，他们不认为道德就是遏制本能的冲动、干涉他人的冲动。前者我们已经论及，后者也许同样重要。著名汉学家盖尔斯教授在结束他在吉福特的演说“儒教及其对手”时宣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其成功的主要障碍就是原罪的教义。正统基督教的传统教义一在远东，仍被基督教大多数传教士宣讲——官称，我们都生而有罪，我们罪大恶极，该受永远的惩罚。倘若这种教义只适用于白种民族，中国人就极易接受，可一旦得知自己的父母和祖辈在地狱的烈火中饱受煎熬，他们就暴跳如雷。孔子谆谆教诲，人之初，性本善①，倘若从恶，亦是受邪恶榜样和腐朽方式的耳濡目染。这有别于传统的西方正教，对中国人的视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我们当中，公认的道德典范，是那些摒绝平常享乐的人，是那些干预他人享乐以求自足的人。我们的美德概念，有一种爱管闲事的因素：一个人若不让许多人觉得他是讨厌鬼，我们就认为，他绝不能成为极善的人。这种思想就源于我们的原罪意识。它诱使我们干预自由，诱使我们道貌岸然，因为传统的标准对于多数人是难以企及的。中国的情形即非如此。道德的戒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它期望人们尊老爱幼，乐善好施，彬彬有礼。这不是难以实现的敬意，多数人实际上都能实现，结果或许优于我们那崇高的约标准，那是多数人都不能抵及的。
没有原罪的意识，另一结果便是，他们比西方人更乐于让分歧服从理由和理性。在我们当中，歧意迅速成为“原则”问题： 方总以他方为邪恶，任何让步便意味着参与罪恶。这就使争端更加激烈，实际上，这暗藏着随时准备动用武力的威胁。在中国，军人虽准备着动用武力，但无人警醒相待，他们自己的士兵亦然。他们打仗几乎不流血，他们在激烈冲突中造成的损失，比起西方的经历，真是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民众，包括民政机构各行其是，仿佛这些将军和士兵根本不存在。日常生活中，争执常由友善的第三者调解、平息。和解是公认的原则，因为挽救双方的脸面是必要的。在某些形式上，不失脸面虽使外国人感到好笑，却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民族风格，使得中国人的社会政治生活远不如我们残酷。
中国人的体系里，只有惟一的一个缺陷，那就是，它不能使中国抵御更好战的民族。如果全世三界都像中国，全世界就会幸福；然而，只要其他国家尚武好战、精力旺盛，不再遗世独立的中国，若想保持民族的独立，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因袭我们的罪恶。但是，我们可别恭维自己说，这种模仿将成为进步。
罗素于20世纪20年代来中国讲学，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就当时而言，他算是比较了解中国的西方学者了。在文中，他在该如何看待社会进步与发展这个大前提下，将中国人和西方人所信奉的行为准则的差异、生活态度的差异、道德观的差异等进行比较，流露出对中国文化很强的认同感。对于罗素的话，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看到他当时对中国社会实在是知之甚少，他的看法主要是建立在对先秦诸子典籍的解读（通过别人的翻译著作）和对中国社会浮光掠影式的感悟上，文中固然不乏精辟深刻的见解，却也有不少误会。
阅读时，要注意理清思路。
①选自《沙漏·外国哲理散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②[韦尔斯的《时间机器》]韦尔斯现在通常译作威尔斯( 1866-1946)，英国作家。《时间机器》是他创作的一部科学幻想小说。
①[真正的绅士决不好斗……他亦不失绅士的风度]《论语》原文是：“子曰：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 ②[畲国的公爵对孔子说……此行方为真正直]《论话语》原文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畲”当为“叶”。
①[谦卑的人将受到备致的关怀。……富足的人将误人歧途]《老子》中没有意思与此完全对应的章节。 ①[孔子谆谆教诲，人之初，性本善]作者这里说的不准确，“性善论”是孟子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