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生于浙江绍兴。幼时家道中落， 由小康之家坠入困顿之中“，随之而来的世人的冷眼粉碎了鲁迅对于人生童话式的幻梦，使他“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真切感受到了中国这个古老国度人情的冷暖。这种境遇对鲁迅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促使他对中国的国民性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在《<呐喊>自序》中，他述说了这种经历以及心灵上的苦痛，而这种经验也成为他进行文学创作的素材来源。
后来鲁迅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后又留学日本学医。在仙台学医的经历是他思想的转折点，正如我们在《藤野先生》中读到的那样，中国人围观杀人场面的镜头深深刺激了鲁迅，使他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首推文艺”。所以他转而弃医从文。
这以后，他筹办杂志，翻译异域文学，发表文章，组织宣传、声援辛亥革命，他的诗“我以我血荐轩辕”正道出了他的理想和当时的意气风发。
然而，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坐龙廷的皇帝而已，国民的精神，并没有实际的变革，民主的观念并没有深人人心。这使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和苦闷，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只是靠抄抄古籍、读读佛经过日子。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使鲁迅看到了一点希望。他应朋友的要求，开始创作小小说。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永远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思考者，无论是对革命派、维新派，还是对新文化运动，他都不是一味赞同或反对。革命派寄希望于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但却忽略了几千年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思想土壤。忽略了在这种宗法思想影响下的愚弱的国民的改造，鲁迅认为这是不彻底的。在他的小说中，他始终表达了这种思想和认识。维新派从维新运动的失败中认识到，国民的愚昧和一盘散沙是失败的原因，因此也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但这种改造只求达到群众理解并支持自己的维新主张，因为他们理想中的国民是要听命于当权者的。而这对于民众而言只不过换了新的主人，奴隶还是奴隶。鲁迅所追求的国民性改造则更加强调个性的解放，而且他是从全体民众自身彻底解放的高度采看待这个问题的。鲁迅在一篇序言中谈到： 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拋掉，而一个崭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正是鲁迅一生的追求，他始终关注的是“几万万的群众”即社会最底层的大多数人（他们构成了社会的基础）的命运。至于新文化运动，他的态度是复杂的，他先是拒绝、怀疑，后又怀疑这种怀疑，抱着“万一”的希望，开始了自己创作的。支“可以说从一开始，鲁迅就是抱着‘质疑启蒙又坚持启蒙’的复杂态度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温儒敏《鲁迅研究四题》），所以鲁迅并没有被那种凌厉的批判和彻底的改造行动冲昏头脑，他看得更远，更深。比如当时追求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婚姻自由，他在小说《伤逝》中也表现了这一主题，但他不仅思考了走出去的问题，还思考了出走之后的情形：子君和涓生获得了婚姻自主和爱情自由，但社会的沉闷和腐朽最终还是埋葬了这个爱情的绿洲。鲁迅通过他们的悲剧表明，个人和整个社会是分不开的，整个社会环境改变不了，个人的解放只能是一个空想。
由此可见，鲁迅的伟大在于他始终关注最广大民众的命运，更在于面对各种潮流，他始终有自己清醒的思考和认识。了解这些思想背景，对于我们理解《呐喊》的主题和思想特色是有很大帮助的。